稚龄少年状告冷血父亲

1998年3月和8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理了一桩由昆明少年舒洋状告上海亲父章阿根、追讨抚育费的民事诉讼案，并于10月20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可这一场滇、沪两地的父子官司究竟缘何而起的呢？

1979年，舒洋的父母相识于云南大学校园。其时舒洋的母亲舒朗是中文系77级的学生，父亲章阿根则就读于历史系78级，章阿根是从上海到云南的知青，比舒朗年长5岁。与单纯的舒朗相比，章阿根来自大都市，当过红卫兵，到过生产建设兵团，又在滇南某县广播局当过干部，就显得成熟和老练得多。

自两人相识后，章阿根一有空闲，常跑到女生宿舍来找舒朗，帮她买饭提开水，浆洗衣服。看舒朗身体不舒服，又为她看病拿药，章阿根的关心体贴，使涉世不深的舒朗很快就堕入了他精心编织的情网。

1981年夏天，当时云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出于对自己学生的爱护，特意把舒朗的父母请到学校，向他们客观地介绍了章阿根的人品，劝舒朗不要和他相爱。

可章阿根却背着装满了烈酒的军用背壶不断地去舒朗的宿舍找她，眼泪汪汪地向她起誓他会好好爱她一生。在舒朗放假后，他又追到舒朗家中，向她父母表白自己对舒朗的一番赤诚和痴情。章阿根的执著和诚恳，终于让舒朗又回心转意了。

1982年，舒朗和章阿根先后大学毕业，都分配到了省级机关，正一心沉浸在即将当新娘的喜悦里的舒朗，竟意外地获知：章阿根在刚分配工作不久，就与本单位一个姓刘的女临时工有染。

乍闻此讯，舒朗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一不光彩的事实。章阿根先是矢口否认，继而痛哭流涕，请求饶恕，双方单位也出面做工作。舒朗又一次相信和原谅了章阿根，并按原计划和他结了婚。

婚后，章阿根的本性却暴露无遗，他对舒朗直言不讳地说：“当初你不想和我好时，我偏要得到你。得到了是否珍惜，那就由不得你了。”当舒朗的父母赶来昆明看望女儿女婿，章阿根竟提出要舒父舒母交纳伙食费、做家务，后来干脆把钱、棉被和一些生活用品统统锁了起来，不让两位老人用，舒母气得心脏病复发，舒父气得吐血。可舒朗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只好委曲求全，让年过花甲的父母含泪离去。

1985年初，章阿根停薪留职去做生意，可半年过去了，却仍一事无成。于是他就整天躲在家里借酒浇愁，吵闹不休。5月一天半夜2点多钟了，他不顾舒朗身怀有孕需要休息，仍躺在床上边喝酒边哼着小调看街头小报。舒朗好言劝他休息，不料他竟大打出手，把妻子从床上打倒在地，造成她双臂与胸部软组织挫伤，大块片状皮下瘀血肿胀，先兆流产。

伤心欲绝的舒朗担心胎儿受到了伤害，她捏着医生的诊断书久久徘徊在医院的门口，多次哀求医生帮她拿掉这个孩子，因引产手术危险较大，医生再三劝她不要一时气急，伤了孩子和身体。章阿根也再次认错，流着泪求她说：“我已是32岁的人了，也想有个孩子，也想做个父亲，今后保证对你好，求求你把孩子生下来！”然而不久，章阿根又故态复萌。当舒朗因劳累过度，遵医嘱每天躺在病床上打6个多小时的吊针保胎时，他却以忙生意为由，甩手回上海去了。

1985年10月，舒朗生下了儿子洋洋，出现产后大出血，险些送了性命。此时，章阿根却不顾产后虚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需要照顾，又与那个刘小姐旧情复萌，频频幽会出入舞厅影院，甚至夜不归宿。

而舒朗每月都主动把工资交给章阿根，劝慰他要振作起来，她却舍不得买营养品吃，因营养不良，奶水不足，每次喂奶，孩子咬着奶头拼命吮吸就仿佛在掏空她的脏腑，十分痛苦。她喂奶后腹空难忍，也是用开水泡点冷饭充饥。

1986年3月，一事无成的章阿根回单位上班后，认为在单位无脸见人，情绪消沉。6月，章阿根悄悄联系好调回上海的单位，突然威逼舒朗离婚。

舒朗万万没想到孩子生下才几个月，丈夫就要抛弃她们母子俩回上海，她苦苦哀求章阿根留在昆明共同抚育孩子，可他说：“我决心已定，若要强留我在昆明，就让你们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为了达到目的，他竟把家里的钱物都锁起来，甚至连攒钱罐里的分币也不放过。舒朗只得违心向法院提出离婚。

离婚时，章阿根既不要孩子，又不想付抚养费，他明知法律有哺乳期间孩子随母亲生活的规定，却假意和舒朗争孩子，私下里，他却去找法官，第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孩子。舍不下孩子的舒朗明知章阿根的心机，可为了孩子，无奈只得让步，以章阿根“每月付孩子抚养费20元，暂定期4年，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商”的不平等协议，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

舒朗搬到了租借的小房子里，抚养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当时她每月工资仅76元，请保姆、给孩子订牛奶后，只剩下30元维持生活。常常是一年不敢买件衣裳穿，一个月不敢买一次肉，天要黑了才敢去买降价的菜，5分钱的小白菜也要匀着吃一星期。为了省下2元钱的蜂窝煤搬运费给孩子买鸡蛋，舒朗只有用枕巾把不会走路的孩子绑在走廊的栏杆上，自己咬牙强撑病体，一趟趟从一楼往四楼搬运煤块。孩子恋娘，看不到娘就嚎啕大哭，舒朗又只好背着孩子搬煤，汗水和泪水一遍又一遍湿透了衣襟。为了弥补经济的拮据，她上班之余，还熬夜给别人抄写、校对稿件，甚至到卡拉OK店去打工。

而舒洋在胎儿期就发育不良，出生后营养不足，从小就缺钙、缺锌、贫血和佝偻，上学后常常头昏胸闷和发烧，多次在体育课和激烈运动后晕倒送医院抢救，最让舒朗痛心的是，有几次，洋洋病重需住院治疗，却因为交不够住院费，舒朗只有请求医生作门诊处理。当舒朗在病历上签下“收住院，拒住，后果自负”的字样时，双手不住地颤抖，心在撕裂般地流血，这是在用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啊。

洋洋虽然体弱多病，却聪明懂事，学习成绩很好，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和教师认为是好苗子，鼓励他参加“奥赛班”和“尖子班”，却因家贫交不起高额学习费用而不得不忍痛放弃。

早在孩子上幼儿园时，看到其他同学都有爸爸接送，孩子便哭着向妈妈要爸爸。舒朗一直善意地哄骗孩子说：“你爸爸是解放军，在很远的上海工作。”洋洋就画了一张自己穿军装、开飞机的画请妈妈帮他寄给爸爸，告诉他：“爸爸，我长大了，开飞机来看你。”

洋洋心中这个梦直到上小学时，才被一个与他吵架的同学打破了。同学骂他是没有爹的孩子，并且说：“没有爸爸的孩子就该打！”当他一身伤痕一身泥地哭着回家，向妈妈要爸爸时，舒朗的心碎了。那天，她如实对孩子说：“你有爸爸，只是与妈妈分手回上海去了，你长大后可以去上海找爸爸。”

然而，章阿根回上海后，因上海和昆明相距两千多公里，他更有了逃避和推脱抚育费的借口。十多年来，舒朗一直在不断地写信给他，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抚养协议。但章阿根却置之不理，催问得紧了，便在洋洋生日或春节时象征性地寄点钱来打发举债度日的母子俩。

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各种费用日益增多，母子俩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1997年3月，开学注册在即，可舒朗还没有筹借到洋洋的学费。舒洋实在不忍心让母亲一人苦苦支撑，便一连写了4封信给章阿根，盼望父亲能寄来抚育费，让他能有钱读书和治病。孩子真切的呼唤却没有打动章阿根，他反而责骂孩子：“你年纪还小，不应该关心经济问题……”

1997年11月，章阿根的单位领导照顾他到云南出差看望儿子。洋洋闻讯后渴望马上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然而，当到了约定的“7点”时，章阿根并未打电话过来。舒朗和孩子只好守在电话机旁耐心地等候，直到9时多，章阿根才打电话来，却说他喝多了酒，明天再见吧。孩子听后非常失望。

第二天晚上，洋洋好不容易等来了章阿根的电话，互相问候了几句后，当洋洋小心地提及抚养费时，章阿根竟勃然大怒，冲儿子大吼道：“你是老子还是我是老子？你说！你说！”可怜的洋洋竟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11月8日傍晚，章阿根与舒朗母子又约定在省委门口相见。当时天色昏暗无光，舒洋竟远远地认出了从天桥走过来的、10多年未见的父亲。他激动地大声叫道“爸爸——”，章阿根走过来拍了拍孩子的肩膀，说：“长这么大了！”又回过头来对舒朗说：“谢谢你把孩子带大了！”舒朗一听，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当舒朗和章阿根协商孩子的抚育费问题时，他的态度又变得十分生硬，话不投机，又争吵起来。孩子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无奈，舒朗母子只有面对一个事实：章阿根根本没有诚意履行一个父亲应尽的抚育责任，孩子只有被逼走上法庭状告亲生父亲，通过法律来追讨“孽债”了。

1997年11月13日，章阿根在离昆明返沪前来电话对舒朗说，如果要他付抚育费，必须满足他几条要求：孩子要随他姓；一个月内孩子要到上海生活。

谁知道这又是章阿根逃避抚养费的借口，当舒朗为了儿子的健康成长忍痛答应他的所有条件时，他却再也不提让儿子去上海一事了。

1997年11月底，昆明市五华区法院将舒洋的起诉书移送上海市闵行区法院。1998年3月13日，闵行区法院电告舒朗：拟于3月23日开庭审理此案。

3月21日清晨，舒朗抵达了上海。她下了飞机，得到了上海市委某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一位领导当即掏出身上的300元钱，执意要送给孩子，并感慨地说：“在云南，有不少上海人的‘孽债’，我们对不起这些孩子啊！”

3月23日，法庭如期开庭。舒朗陈述了自己的诉讼，请求章阿根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章阿根却辩称，8年来舒朗从未写信与他协商过孩子的抚养问题，并称自己过年过节时给孩子寄过钱，是尽了抚养义务的，他现在要赡养父母、抚养妻子和继子，还要照管兄弟姐妹（均有工作），能力有限；而且，他已年近46岁，快要退休了，将来不是他抚育孩子，而是应该儿子赡养他，舒朗听了这些无理的辩词急得几乎要晕过去。

法官征求双方意见，是否同意调解。舒朗表示同意，状告章阿根本属无奈之举，她一直希望的是他能念及父子亲情，可章阿根一方不同意调解，章妻当庭大吵大闹，还扑过来抢舒朗给章阿根的洋洋的照片，要殴打舒朗。鉴于这种情况，此次庭审没有作出当场判决。

4月1日，舒朗离沪返滇，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洋洋一见到妈妈，顾不得放下书包和手中拿着的外衣，扑上来抱着她大哭不止。舒朗想着这次赴上海的种种艰难，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1998年5月22日，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因一审判决距法律规定的抚养费数额明显偏低，不能维持孩子的生活、读书和治病的需要，舒洋又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上房律师事务所的郑恩宏律师与舒朗母子素不相识，可当他听了此案的来龙去脉后，立即答应为舒朗打这场官司，且分文不收。

8月21日，二审法院开庭重审此案。舒朗母子无法再赴上海出庭，只有全权委托郑律师代理。在一个半小时的庭审中，章阿根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推脱逃避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郑律师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律师的发言得到了法庭的支持。章阿根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愿接受法庭调解，拒不承担抚育费。

两个月后，即10月2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章阿根自1998年5月起每月付给舒洋抚育费人民币600元，到舒洋18周岁为止；章阿根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给舒洋以往的抚育费1万元。至此，舒朗母子俩终于打赢了这场持续了近一年的官司。

然而，此案自判决至今已4个多月了。可章阿根仍没有一点执行法院判决的迹象。大家都劝舒朗不要再对章阿根抱任何幻想，还是向法院申请执行、依法强制他履行判决规定的义务。但舒朗母子俩仍决定耐心地等一段时间。